18年来，除了手上拿到的工资，白力从没注意过自己的“五险一金”，即便是社保、公积金引起了工厂停工之后，他也不甚关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

“那一步”，指的是退休“那一步”。他没有到，可是厂里有人已经到了。

偌大的裕元鞋厂，是一座围城。四周围墙高耸，大门进出需要出示工卡。围城里，幼儿园、医院、活动中心、歌舞厅、图书馆、职业培训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一应俱全；厂区内，各种小百货商店、小餐馆扎堆。不用出到厂外，生活的一切都可以解决。

这个偌大的围城里，有20岁左右的90后小年轻，白力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可又觉得有些不一样；也有白力这样的中年人，甚至有比他年龄更大的，到了“那一步”的工友。

一个月前，围城里的上万员工，爆发了一起引发全国关注的停工事件。一个月后，围城已经回复到往常的平静。只是时不时，还有巡防队员从厂门前走过，背后是一纸公告：“目前裕元大部分员工均已复工”，落款是东莞高埗公安分局，时间是4月25日。

5月21日，雨中的裕元工厂，已经恢复平静。

这个春天，中国制造业的工人们似乎集中在表达着诉求。在裕元鞋厂停工的同时，不远的中山市的格兰仕发生类似的事件；随后是上海，5月份，日本卫浴设备制造商TOTO的薪酬改革遭到了抵制；而这样的故事甚至延伸到了承接珠三角产业的东南亚，柬埔寨、越南……

但是复工之后，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社保、公积金福利增加了，但白力没有很兴奋，一如当初参与停工时，他只是随大流跟着，也并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激动。

他依然上班，下班，依然认为自己最终的归宿不是这个城市。而这个他生活了18年的城市，却切实地在发生变化。这个中国制造业之都，曾经的时代弄潮儿，如今在经济转型的压力中，负重前行。

“跟风”的停工

裕元鞋厂，东莞最大的工厂，隶属于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母公司又为台湾宝成集团，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品牌代工。在东莞高埗，裕元鞋厂有三个厂区，包括上江城裕元工业区、稍潭裕元工业区、低涌裕元工业区。

白力所在的是上江城裕元工业区老厂。一个月前的停工事件的缘起，就是一名在hr369.com厂里干了20年的女员工，已经到了50岁，达到了厂里的退休年龄，当她将自己的社保缴费单打印出来后却发现，才发现厂里并没有给她缴纳15年的社保。

女员工发现的这一现象，经过口口相传，并且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一传十，十传百，最终几乎所有工人都知晓。4月14日下午，在裕元职业培训学校的广场，数百名工人聚集，向董事会讨说法。然而，最终没有得到令工人们满意的答复。随后第二天，停工行动开始，逾万名工人加入了停工的行列。

自4月15日起始的停工行动，在经历了近10天后，因厂方承诺5月1日起补足社保、公积金等款项，停息了下来。

裕元鞋厂的门口，与复工通知一起贴在墙上的，还有有一份“关于调整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方案”的通知，该通知由东莞裕元鞋业制品有限公司及东莞宝成鞋业有限公司联合署名，方案承诺，社保及住房公积金均从5月1日起依法足额缴存。此外，裕元鞋厂还承诺，从5月1日起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津贴230元。

然而，白力还在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份经过自己和工友争取到的福利。因为社保和公积金，除了公司补缴的部分之后，自己也需要补缴个人的部分。“我身边起码有60%的人不愿意补缴，就怕交了，也不知道以后政策会不会变化，再说，自己要出的那一份钱也要上万块。”

“我听说有人不想补缴，要让厂里把该补的钱直接打进他们银行卡上，但这个在社保政策上是不被允许的。”工厂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干部对腾讯财经称。

干几个月可能就走了，给我交了也没用。——“90后”工人

来自广西的刘海波，今年20岁，可已经出来打工4年，如今在裕元厂工作仅几个月。在此之前，他曾经进过10几个厂，可每个都干不长。对于社保、住房公积金，他显得更加的不在乎，“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干几个月可能就走了，给我交了也没用。”

针对此次事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东莞特约研究员林江表示，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工人的权益有了法律制度的保障，工人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高涨，“尤其是现在新一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难想象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采取停工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他也表示，并不排除有人停工只是跟风，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诉求。如同白力、刘海波等人，便是林江说的这一类。而这样的人，在白力、刘海波周围并不少。

“即使有的人不一定知道诉求什么，但老乡、工友之间会彼此产生同情的心理，且伴随着现在科技、网络的发达，传播极其容易，停工就很容易会出现。”林江说。

“工人生活、工作被关在围墙里，交际圈仅是老乡、工友，再缺少社会保障，就如同生活在老家的没社保、没公共服务一样。”林江说，这是社会的一种畸形变异，工厂应将工人当作公民，应该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而不应把工人只当作机器。

微妙的转变

只把工人当机器的时代，再也不回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随之而来的是近年来制造业普遍存在的招工难现象。劳资关系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打工者是皇帝。” 东莞市桥头镇跃威模具加工厂的老板陈跃笑道。

1997年，陈跃从广西老家来到广东打工，“那时候能找到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10年打工生涯后，2007年，陈跃和弟弟创办了现在的这家加工厂。从工人到老板的身份的转变，让他对劳资关系转变的体会更深。

2007年至2010年之间，在陈跃的厂里，学徒工不用付工资也会过来学，且学徒工源源不绝，可2010年之后，这种情况开始转变，同样是学徒工，但月薪1000元都招不到，与2010年前相比，他厂里工人的工资几乎翻了5倍，现在他厂里，18个员工一个月的工资就要10几万。

裕元工厂门口，工人们在阅读补缴社保、公积金的通知。

“以前我们时刻会怕被老板炒鱿鱼。”陈跃说，可现在他发现，情况不一样了，“员工犯了错，连稍微责备一下都不行，一骂立马辞工。”他和白力一样，知道现在的“打工仔”和当年的自己的不同。

陈跃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开厂，曾有一个月因为资金周转困难，本应是月底30号发工资的暂时发不出，而他朋友在25号就已经向工人们坦白延到5号发工资，可30号当天，工资没发下来，所有工人选择了停工应对。也就因这一次停工，他朋友的厂就此垮了。

“现在招工，招10个有9个均不及格，简单的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没技术，没知识，但他们提出的工资，所开的要求依然高得离谱。”陈跃明显感觉，现在的工人要求更高了，而这个要求，并不只是薪金的要求，还有来自生活。

陈跃曾经遇到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个刚从大厂辞职，到他那里应聘的90后，“招工的时候，他就问我厂里面有没有旅游，吃完饭去哪里散步，周边有没有公园可以跑步。”

“70后干活最卖力，80后还可以，90后完全不能用。”陈跃说，目前人力已经是很大的问题，年轻一代惰性已经越来越高了，他的厂，员工最多时有58人，90后将近10个，但如今，18个人，已经没有一个90后。

除了陈跃这样的小企业，像裕元这样的大企业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裕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13年财报的“主席报告”里写道：“若干工厂员工的流失率偏高，使得成本持续上升。”

“用工荒的时候，对工人会有一定的优势。”学者林江称，这种情况下，工人话语权会增多，也更容易有更多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