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公室主任升任分公司总经理，月薪从3000元调整为6000元，这搁谁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李滟却高兴不起来，结果还与公司闹上了法庭。

　　2001年6月2日，李滟与某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自2001年6月2日起至2003年6月2日止，任总办主任，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但仅一个月后，2001年7月起，公司就开始每月只发半薪。公司向员工承诺每月先支付一半工资，2002年1月底将全部补齐。但几个月后，工资却越发越少，2001年10月，公司仅支付了李滟1000元工资。

　　正在员工们为公司现状担忧时，公司突然给李滟升了职。2001年10月21日高新公司与李滟签订委派协议书，协议约定公司于合同签订之日将李滟委派至外地分公司担任总经理，月薪调整为4000元，其中由分公司支付2000元，剩余部分由高新公司每月发放。协议同时约定，李滟作为公司外派员工，每月享受2000元驻外补贴。上述协议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并由原法定代表人签字。这一切，又让李滟对自己和公司鼓起了莫大的信心。

　　但升职和加薪并没让李滟盲目乐观。自李滟2001年11月起至2002年2月在外地分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未发放其工资及补贴。对此，公司的解释一直都是“目前有点财政紧张，但你放心，对于高层人员，我们是不会亏待的。”她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公司的拖延之策。

　　出于对公司的感情，李滟一直都坚持上班。但到2002年春节，公司仍没有对拖欠工资的问题做任何答复。这让她在周围红火的年节氛围里再次感受到了阵阵心寒。春节一过，她便和北京的总公司联系，希望可以得到最后的明确答复。但公司支吾推脱的态度终于激怒了她。

　　2002年2月底，她自行返回北京。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公司竟已无营业地址。她找的主管负责人，交接工作后没有再到公司上班。

　　公司的承诺长期没有兑现，这让她寒了心。她没再像其他同事那样继续苦苦等待。而是很理智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申诉时效的60天内，李滟要求进行劳动仲裁，坚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其自己2001年7月起至2002年2月期间的工资及驻外补贴，并加付25％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要求高新公司为她补缴2001年10月到2002年2月份的社会保险。

　　公司随后的反应让李滟始料未及。首先，公司称2001年7月至10月期间的工资下调，是“公司合理下调全员工资”，而非拖欠工资。其次，公司居然否认曾委派她赴外地工作，并指称李滟所说的“外地分公司”纯系虚构。公司说，自2001年10月起，李滟就已经脱离了公司，属于自动离职，根本不是到什么分公司去上班。

　　随后，李滟将公司告上法院。她向法院提供了加盖有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的《关于拖欠员工薪资的处理办法》，以及委派外地的协议书，用实实在在的证据捍卫了自己的权利。

　　遭遇无赖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