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百姓要过上富裕的生活，保障公民的劳动就业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但是，现在的就业歧视却很多。”

　　为了说清什么是就业歧视，全国人大代表、民进成都市主委傅勇林接着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成都某报头版刊登招录行员启事，其中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

　　四川大学2002届毕业生蒋某因为身高不够失去了报名资格。蒋某感觉受到了歧视，认为银行侵犯了他享有的就业平等权，于是依据《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将招工方成都分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该启事中含有身高歧视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停止发布该违法广告，公开更正并取消报名资格的身高歧视限制。2002年1月7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该案。该案曾经引起全国媒体以及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

　　六种就业歧视就在你我身边

　　面对记者，傅勇林代表一口气列举了六种就业歧视现象：一是“城市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有的地区明令禁止在某些行业、某些工种招用农民工，限制了农民工的自由择业权。二是年龄的歧视。这很普遍，用不着举例。三是户籍歧视。许多地方把外来劳动力看做是本地职工的竞争对手，制定了一系列禁止和排斥外来人口的就业政策。四是性别歧视。这是就业中几乎所有女性都曾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临近毕业正求职的女大学生们。五是经验歧视。在一些招聘广告中，常常有经验的要求，以规避《劳动法》为其设定的对劳动者进行培训的义务。六是学历歧视。一些用人单位一味追求高学历，导致研究生做大专生、本科生就可以做的工作，造成人才浪费现象。

　　“当然，依据岗位要求正常地设定招聘条件，进行公开平等的竞聘无可厚非，但怕的是乱设条件、乱提要求，甚至可能大家对一些招聘条件都习以为常了，但细究起来却并不合法，这就是就业歧视。”傅勇林代表补充说。

　　就业歧视现象折射法治盲区

　　“宽松、平等的就业环境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公民要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转移，标志有两条：一要有法治理念，二要有科学精神。就业歧视折射出的正是法治盲区：招聘单位法治观念不强，千方百计逃避自己对员工的法定义务，却最大限度地获取员工的劳动成果；而应聘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对单位的苛刻要求逆来顺受，不知道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利。”

　　傅勇林代表解释说，平等就业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二是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平等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竞争就业。而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行使平等的就业权，是社会公平原则在劳动就业问题上的体现，反映了劳动者的愿望和要求。

　　“我国法律虽然对平等权作了规定，赋予女性劳动者同男性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却没有规定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办法，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可以这么说，就业平等权在我国还没有得到相应完善的、便利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保护。所以我国就业中的歧视问题已不仅仅是观念上的问题，必须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保护。”傅勇林如是说。

　　解决就业歧视法律大有可为

　　傅勇林代表针对就业歧视问题，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建议：首先，应该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对各种歧视行为进行定性，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为此他专门提出了议案。在专门法律出台前，应考虑完善《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有关行为的法律责任，确保公民的劳动权利得到尊重和实现。其次，修改相关法律，确立工会在反歧视中的职责，赋予工会对被歧视者进行法律援助，并主动监督纠正用人单位的用人歧视行为的权利。第三，赋予劳动者对受歧视的诉权，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证明自己在录用过程中没有歧视行为。第四，加大惩罚的力度。除了经济赔偿，还可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并给歧视者以行政处罚。对于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的给予刑事处罚，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违法。

　　最后，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执法部门应主动监督检查用人单位歧视劳动者的行为，对违法者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